命运在机遇之间隙

——我的1977年高考

白润元

听说国内的同学要搞77级入校30年大庆，屈指算来，果然自1977年高考以来，已有30年的岁月流失掉了。真是光阴似箭，岁月如梭，这人生如同一盘录像带，录制的过程似乎缓慢，回放起来却非常短暂。

我小时候当过放羊娃，觉得这一生就要在这黄土地上度过。小学二年级时，父母强行把我接到西安。走的那天，我极不情愿，村里的小伙伴们在村口张望着我们，我想著我还会回来。

一到西安，正值“文革”，稀里糊涂地混了十年，高中毕业时，正是上山下乡如火如荼的时候。我想这辈子与书本无缘了，我原本是放羊娃，再回农村放羊也是理所应当的，而且肯定比同龄人更能适应。高中班主任忙著做上山下乡的家访动员，她来我家家访时，却极力动员我不要下乡。原来我在中学时得了很严重的胃病，上课犯病时，常常悄悄用文具盒或桌子角顶在胃部。我的这个极其隐蔽的动作被班主任看在眼里，她认为让我这种体质的人下乡，等于是去送死。

“病免”需要医生证明。父亲就领著我到西安第五医院检查了身体，一早空腹吃了一顿“白石膏”，一顿“悲惨”（钡餐）透视后，医生在体检单上填了一个“胃溃疡”，这三个字就决定了我没能下乡牧羊的命运。

“病免”留城是不给安排工作的，我父亲托关系，就在“仪器厂”给我找了一个临时工。几个月后，正赶上临时工转为正式工的政策下来，我借机成为一名集体所有制里的车工。我那时很想成为一名好车工，买了书，研究著磨车刀，把自己搞得油脂麻花。这时，已是1977年的秋天，我听到了恢复高考的消息。

那些天，人们谈论的主要话题是恢复高考。有人问我为什么不准备考大学。我说从小学开始到高中毕业都是在“文革”中度过的，只记得整天蹦弹球、放风筝、斗蛐蛐，不记得学过什么，拿什么实力去考大学，还是不去想它，省得伤感。

这高考的事与我无关，我依然每天按时上班，下班后拉琴。我和大院里的几个好朋友初中时开始学拉小提琴，在不读书的岁月里，我们想在前途渺茫的命运中开劈出自己的精神世界。我们那时拉得很苦，吵得邻居把砖头从窗户扔了进来，腮托把每人的脖根处磨出一块黑甲。开始是“杀鸡”，后来是“拉锯”，再后来是五音不全的“打嗝”，从“沃尔法特”拉到“开塞”，又拉到“马扎斯”，几年下来水平已基本具备业余水准。

一天，我突然听不到大院里的琴声了。晚饭后走下楼来，大院里的一位高中同学手里拿著书向我招手。原来他正在复习考大学，有一道数学题要和我讨论。这位同学是位好学生，向我请教，我有点受宠若惊。一看题目，我想起在初中时曾做过这道题。

这道数学题在初中时把我们难得够呛：“在万恶的旧社会，贫农张大爷借了地主一斗粮食，地主让张大爷一年后连本带利还清，每月的利息是10%。黑心的地主采用的是利滚利（也叫驴打滚）的高利贷。问一年（12个月）后，地主剥削了张大爷的多少粮食。”做这道题得先根据题意列方程，得到一指数方程，当时还没有计算器，得用对数和反对数求解，难啊！最难的是列方程。为了让大家搞懂这道题，学校还请了郊区的贫下中农给我们忆苦思甜、提高我们的思想觉悟。请来的那位贫农老大叔罗里巴嗦地诉说他的苦大仇深：在万恶的旧社会，额（我）看见地主的儿子木犊吃白面馍，就问他要：“木犊，把你的馍给额吃点。”木犊说：“屁，你个穷娃还想吃白面馍呢，莫想！”

想白吃地主儿子的白面馍，这也叫“苦大仇深”？我们也吃不上白面馍，这阶级觉悟没法提高，题当然还是做不出来，不过这段对话倒在校园里风靡一时。

现在看这道题，觉得特别容易，我很快就帮他完成了这道题。这位同学有点吃惊地问我为什么不准备高考，现在大院里人人都在发疯地准备高考。难怪大院里很少看到同龄人了，也听不到琴声了，原来大家都在备战高考。

我回到家，在床底下把从初中到高中的书全翻了出来，尽管没怎么好好上学，可中学时的课本竟一本未缺。我从初一的课本读起，以前觉得很难理解的内容，认真读起来竟非常简单易懂。我几乎是一天完成一到两本书，习题个个做，两个星期下来，中学的数理化全被读完。我这高考的心思开始蠢蠢欲动。

当我走进厂书记办公室，说出高考的想法时，邓书记却给我浇了一盆冷水。书记先是以未接到上级通知为借口，后又以“抓革命，促生产”为理由。目的就是不同意我高考。按理说邓书记和邓小平是本家人，可总觉得这两人是两条道上的。

我心灰意冷地从书记办公室出来，感到我的命运就被一个小小的书记把握着。

眼看着高考就要与我失之交臂，这时一个机会出现了，上级来了个考察团，邓书记忙前忙后招呼著。这个考察团里竟有父亲以前的一位同事，他见到我随意地对我关怀了一番，我不失时机地透露了我想考大学而书记不同意的事，他说考大学是件好事，让我不用担心。

到底是官高一级压死人，邓书记马上就同意我高考了，并让文书为我开报名的介绍信。但也同时“约法三章”：不许上班时间复习功课，不许上班时间出去听课，不许影响工作。

不论怎样，这是命运赐给我的一个机会，一个改变人生的机会。可是，距高考就几个星期了，中学课本里的那点东西根本应付不了高考，现在各学校都有开有复习班，我得想法去听课。我知道我的中学母校正在开高考补习班，父亲在西工大的一位朋友也送来了西工大的听课证，但我没法参加。

所认识参加高考的人都在厉兵秣马，许多下乡的同学们都回城复习了，曾经熙熙攘攘的大院也清静了许多，人们再听不到大院里的琴声，大家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复习得怎样了”。一场高考大战前的风云蕴酿著。

我每天上班闷在厂里，下班后又没有复习材料。无奈，就翻箱倒柜把父亲以前的课本拿出来看，一看，知识和内容早已过期。有次，我拿着几个疑难数学题到高中母校请教曾教我们的数学老师，这位数学老师竟闭门不见。后来才知道这位老师原本不是教数学的，当时给我们上数学也是“赶鸭子上架”，“热蒸馍现蒸现卖”，真正遇到难题就露馅了，干脆采取闭门谢客的策略。还有一次我上班时跑出去偷偷地听了一次课，结果挨了邓书记的一顿批。

正当我一筹莫展时，一个机会出现在了我的面前：邓书记喜欢搞运动，接到上级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的通知，他怀疑厂里的一位技工有经济问题，就把他关在北厂隔离审查。当时正缺人手昼夜看守，我主动请缨去北厂看守。

那段时间在北厂，我早晨洗漱完毕后，等白班的人一到，马上跨上自行车往西南方向飞奔，到西工大教学区东门的阶梯教室上课。在西工大的补习，便使我对西工大充满了感激，并和西工大结下了不解之缘。我早晨去听课，下午复习，晚上回到隔离室做习题。时间过得飞快，越复习，心里反而越没底，期间我还犯过几次胃病。

1977年冬季里的一日，关闭了10年之久的高考大门重新开启，四面八方的考生涌向考场。走进考场，坐到教室，这感觉与上学时的期末考试没什么两样。可第一天的考试就极不顺利。

第一门是数学。原认为数学是我的“强项”，可出师不利。拿到考卷后我先把十道题看了一边，觉得每个题目都有把握。可在做题过程中，有两道题过于繁琐，我便陷入了泥潭般的求解。做完第六道，看后面有几道题概念性强，做起来并不复杂，正准备下手，考试结束的铃声就响起。从小学到中学，每次考试我都喜欢交头卷，可这高考我竟然没完成考题。我气急败坏地走出考场，总觉得有力没使出来。

母亲那天中午特意炖了一锅肥肉，蒸了一锅白生生的馒头。我觉得饿了，拿了一只热馒头，掰开来夹了几片肥肉，抹了一些油泼辣子，正准备张开大嘴咬上一口，父亲上前来止住了我。他说下午还要考试，怕我吃了肉消化不好，影响下午的考试。我一生气，把整个馒头摔在地上，然后上床蒙头睡觉。

那个午觉睡得出奇的好。下午临出门时，父亲把自己手腕上的、全家唯一的手表塞到我的手里。

下午考语文，这是我的弱项。拿到考题一看，考题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语法，第二部分是古文翻译，第三部分是作文。语法分析太简单了，不费思考。古文翻译太好笑了，《愚公移山》，只要把毛泽东的“老三篇”背下来，这古译白话就有九成的把握了。作文是大分数，一看题目我傻了眼：有两道题任选一道：《难忘的一天》和《致全国科技大会的一封信》。高考前就听小道消息说有《难忘的一天》这道作文，我当时不信，这么重要的考试怎么会漏题，而我当时认为最不可能考的就是《难忘的一天》。我现在后悔不迭，但必须面对考试。我迅速确定了《难忘的一天》，哪天难忘呢？“四人帮”倒台后，周恩来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超越了毛泽东。记得中学时周恩来陪同越南的黎笋来西安访问，我们那天没上学而上街去夹道欢迎，车队飞速而过，我们只能看到车窗里周恩来的一个侧影。就写这一天吧。

以前总是为作文发愁，特别是叙事文，觉得没什么好写。后来听父亲讲，文章是“三分写实，七分写虚”，而最难的就是“写虚”。那天我“写虚”的思泉突然打开，竟一发不可收，写著写著竟忘了时间，监考的两位老师不停地在我身边走动，并挽起袖子看表，我知道她们提醒我时间。我抬头环视了其他考生，许多人支起头苦苦思考。我这时还是出了点差错，我先是打了草稿，再抄写，可抄了一半，考试结束的铃声响起。我只好把后半截的草稿续在前半部的正稿上，这作文还是有点“狗尾续貂”的感觉。

有了第一天的考试经验，第二天的理化和政治考得比较顺利。

10年来第一次高考的帷幕终于落下了，仍有许多考生在兴致勃勃地讨论著。我当时认为再讨论也没用，因为接下来的命运不是自己所能掌握的。那时不让查分数，也没有标准答案，反而落得轻松。随后，大院里又响起了我们的琴声，笼罩在大院里高考的紧张气氛随之烟消雾散。

一天，邮递员拿了一个通知单，通知我去体检，我方感到幸运之神对我招手了。体检是在西安军工三院进行，视力、听力、心跳、血压、透视、肝脏都顺利过关。我最担心我的胃病会被检查出来，谁知根本没有检查胃的这一项。

体检完了就是填志愿，也不知该上什么学校好，只听说北京有个“梁效”指的是清华、北大两校，就报个北大吧。西安有交大得报上吧。西工大更得报上，咱在那听了人家那么多课，不报对不起，还得填在交大前面。医生的职业令人羡慕，就把西安医学院也报上吧。那时也不知深浅，随便填写。

1978年的春节一过，我上夜班，工厂的两位同事兴冲冲的把一封西工大的录取通知书送到我家。能上大学如同上了天堂。父亲一高兴，请了这两位朋友吃了饭、喝了酒。那天，我觉得天比从前高了，阳光也更灿烂了，春风柔和拂面，行人都带著微笑，世界从来没有这样美好！

几天后，我看到报纸上有条新闻，说西工大接待新生的工作就绪，准备迎接来自四面八方的优秀青年。“优秀青年？”这里也有我一份？我可从来没有这个奢望。

那年春天，拿到通知书后我就开始办手续，转户口。开介绍信时，邓书记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谈话，他说经领导研究决定，不批准我去上大学。我笑着说我相信领导一定会让我上大学的。其实我说这话比邓书记更自信，因为文书早就把各类介绍信开好了，已经装在了我的口袋里。我的命运已握在自己手里，由不得你邓书记了。

3月初，我父亲和我骑着自行车带著行李到西工大南门报到，然后来到18舍一楼的宿舍。入校后发现，我们许多同学是被西工大“抢”来的，只要一上分数线，不管你的志愿，能抢的都被西工大抢走。这批人不仅来自五湖四海，口音南腔北调，而且是五花八门，年龄大的可以当叔叔，年龄小的看上去就像小学生。穿着更有特色，有穿军装的，有穿劳动布工作服的，有粗布的农民。同学们初次相见，可我总有一种久别重逢的感觉。

正是这批人，如今已是教授、校长、总裁、总工、大腕、富翁、市长、局长、政协主席，当然也有洋插队的……

77级的同学不是人人都未雨绸缪，不是个个都先知先觉。但有一点你得承认，他们没让机遇从身边滑过。我们所说的“命运不同”，其实就是“机遇不同”。机遇不仅往往是极为吝啬，而且对每个人又是极不公平的。77级的同学们正是把握住了机遇，成为第一批恢复高考后叩开大学校门的幸运者。

我要感谢我的父母把我从陕北山区带到城市，从而为我创造了高考的机遇。否则，不仅是我，就连我的儿子都依然会是一个牧羊娃。

2007.12美国双城（81届7971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