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园柳色(2)

——校园生活回忆

白润元

3、江油实习记

⑴

去四川江油发动机研究所做毕业实习是1981年秋天的事，也是我们大学的最后那个学期。该修的课都修完了，只剩下毕业设计了。临近出发的日期，却传来了一个不妙的消息，宝成铁路因连绵秋雨而塌方，道路不通，实习可能去不成了。几天后，又传来消息，实习计划照旧，大家又进入兴奋的准备。

实习兵发两路，我和乔洪信随樊思奇老师作为先遣队，提前一天出发。张家桢老师带领大部队第二天出发。

火车本应向西开，到宝鸡后再折南沿着宝成铁路向秦岭进发。可宝成线塌方后，我们的火车反其道而行之，先向东开到华阴县，再转南向安康方向进发，从安康再向西北经过汉中在阳平关与宝成线汇合。兜了半个圈子，路程和时间几乎翻倍。

樊老师坐卧铺，我和乔洪信坐硬座。上车不久，天就黑了。开始樊老师在硬座与我和乔聊天，天黑后，他便回卧铺睡觉去了。我和乔俩人无聊，便打起扑克。我们玩的游戏是随意抽四张牌，用加减乘除一次，看谁先算出24。

火车走走停停，摇摇晃晃，我们俩不久便昏昏欲睡，隐约听到安康到了，后来听到汉中到了，再后来我们被查票声吵醒。当查到旁边的一个座位时，那座位上坐者一个中年人和一个六七岁的孩子。列车员和乘警验了那男子的票，问为什么没有小孩的票，那男子说他不认识小孩。乘警说不是你的小孩就把他带走，男子说带走吧。小孩被带走，约五分钟后，小孩又被带回来。乘警指着那位男子厉声说到，你再说说，这是谁的小孩？男子不说话，小孩在一旁哭。乘警说世上哪有这种父亲，为了逃票而不认自己的孩子，不就几块钱吗。我和乔洪信看到这一幕，商量着为这孩子买张票。乘警说那男子只要承认他是这孩子的父亲，这孩子可以不买票。那男子只好承认了。

一场查票风波赶走了瞌睡，天亮时火车到达阳平关，与宝成线会合。之后，火车沿着嘉陵江，偶尔钻山洞，偶尔跨大桥，偶尔看到修路的民工。嘉陵江在高山峻岭中流过，身临其境，方能体会到李白的“蜀道难，难于上青天”。铁路两旁看到的大多景色是被劈开的山，再用石头加固，从路基一直砌到山腰。

宝成铁路的名字并不陌生，小时玩烟盒，有一个香烟牌子叫宝成，但乘坐宝成线还是第一次。我仔细看了一下沿江的铁路，一边是河道，大水很容易把路基冲垮。一侧则是陡峭的悬崖，山石很容易滚下来。难怪宝成铁路常常出事，铁路修在这种下午我们到达江油，然后再坐班车到624所所在地“夹皮沟”(记不起地名了，用“夹皮沟”代替吧)。从江油县城到“夹皮沟”原来有火车，因“文革”中备战隐蔽需要，把修好的铁路给扒掉了。班车要在傍晚才开，我们三人就在江油街上逛游。看到街上有卖桔子的，很便宜，我们便每人买了几毛钱的桔子。那桔子皮还是绿的，但十分甘甜。

傍晚，我们坐上了去624所的班车，车不太拥挤。刚一开车，就有两位男子对骂起来，先是你一个“龟儿子”我一个“龟儿子”，再是你一个“格老子”我一个“格老子”，后来升级到祖宗。我想要在西安，架骂到这份上早就该动手了，可这两位男子极有耐心地对骂着，毫无动手的打算。正骂在兴头，司机一个急煞车，汽车嘎然而止，众人往前一涌，骂架声也嘎然而止，一路上倒平安无事。我们坐车走了约一、两个小时的山路，黄昏时到达624所。暮色中的研究所坐落在峡谷中，星星点点的灯光洒落在山坡上，黑暗中云雾缭绕为宁静的小城披上神秘的面纱。

我们当晚在招待所住下。第二天一早，624所的景色豁然开朗，青山绿水，白云蓝天，山峦重叠，一条小河由远处潺潺奔来，河边坐落着许多楼房。

我们先去招待所食堂吃早饭，然后去后勤部买全班的饭票，再走两、三里路到研究所深处的一个两层楼里，楼里有几间教室，这就是我们的宿舍。我们先扫地，然后抬床板。

中午，我们到招待所附近的职工食堂吃午饭。路上，有许多人给樊老师打招呼，看来樊老师是这儿的老客人了。快到食堂时，有一人骑车拦在我们面前，原来是75级的一位学长，叫辛胜利，曾是系里的文艺骨干，是七系乃至学校的“明星”。他会说相声，会跳舞。一次学校文艺汇演，我们系出一舞蹈，舞蹈里有黄为和杨一平扮演村里的小伙姑娘，而辛胜利则是舞蹈中的主角“王老汉”。他一出台，一脸白胡子，头上裹一个白毛巾，口里振振有词：“八百里秦川金灿灿，额老汉今年七十三……”引得观众大笑。

寒暄过后，我们就去职工食堂吃饭。午饭后，我们三人又坐624所派的车去江油县城迎接“大部队”。像以往一样，列车晚点到达，大家一下车就熙熙攘攘地去取托运的行李。可行李处的行李都取完了，就是没有我们的行李。一打听，原来行李没上这趟车，明天才能运来。我们只好坐车到“夹皮沟”。当天晚上，全班就住在招待所里。我借机把饭票发给大家。

第二天早饭后，全班集合到研究所7室，听主任介绍研究所的情况。七室主任从北航毕业，在这里工作了十几年。他说：美国的一家航空杂志上说，“四川的一个航空发动机研究所，基本上代表了中国航空的科研和制造水平”，而这个“研究所”就指的是我们江油发动机研究所。他希望我们毕业后能来这里工作，定有作为。他还介绍了几个景区，后山有座水库，名叫“天鹅湖”。东边的几十里有个小镇，再向东是“窦团山”，李白纪念馆在江油县城……

下午自由活动，我和樊丁坐着研究所的汽车去江油车站取行李，结果扑了空，行李仍在西安车站。樊丁说：托运行李是孟海负责的，听说他办理托运手续时和车站的人发生了争执，一定是车站的人报复我们不发行李，好在行李还没给发到成都去，否则更惨。

连着几天和车站联系，行李还是没到。本来住招待所挺好，可大家的换洗衣服都打在行李里，“夹皮沟”潮湿，身上的衣服都馊了。特别是脚上的那双袜子，脱鞋时连自己都得捂上鼻子。不远处有个职工洗澡堂，免费洗澡。可洗完澡再穿上脏衣服，和不洗澡没啥两样，大家开始怨声载道。

记得住招待所最高兴的是几位女生，她们有几件随身换洗的衣服，崔敬还带了一双拖鞋,招待所的条件比学生宿舍好了不知多少倍。我们佩服她们心细、有出门带伞防雨的超前远见。

最着急的是张家桢老师，住招待所每天花费昂贵，这笔钱在哪去报销呢？所以打听行李的事是张老师的日程之一。

穿着脏衣服，但每天的参观学习照常进行。研究所的建设是沿着山沟的“羊拉屎、满山沟”的结构，每个实验室的距离很远，目的是防御敌人轰炸时被集中击中。我们每天要走很多路，出很多汗，这就更加剧了衣服和袜子的味道。

⑵

第一个周日到了，我们商量着到哪儿去玩。大家的分组是以各自爱好的原理形成的。有几位好学用功者待在房间看书、思考毕业设计。黄为和杨一平准备去附近的“天鹅湖”转转，然后拜访跳“王老汉”的75级学长辛胜利，顺便从侧面打听一下将来分到江油的可能性。王育才、苟怀忠和南逢玉准备去江油县城，他们去那里的主要原因是想吃点面食，几天顿顿大米把他们吃得快要差气了，特别是王育才，他是“不吃面，没吃饭”，吃完饭那怕是喝口面汤也行，否则这顿饭算是没吃。任增民吆喝着要打扑克牌，钞继生应声响应。我、马健，李佐成和黄志伟准备去窦团山去玩。还有一些同学待在招待所洗洗衣服、写点家书。

清晨，马健、李佐成、黄志伟和我四人登上对面的山头，沿着一条乡间小路。天气不冷不热，太阳不炎不骄，空气湿润，微风拂面，一阵阵乡土气息飘来。好久没有在田野里步行，我们如同出笼的鸽子，心情轻松，脚底生风。

山路的前方有三个晃动的小黑点，不久小黑点变成三个人影，再近点，原来是三个背背篓的人，走近他们，是一位40多岁的农民汉子和两个十来岁的孩子。那两个孩子一男一女，背上的背篓与那汉子的一样大。我们感叹这么小的孩子竟和成人干一样的活。

我们几个决定来帮帮这俩孩子，便对汉子说能否让我们来背孩子背上的背篓。那汉子带有戒备的眼光答应了我们，我和李佐成接过那两个孩子的背篓，挺沉的。我们一行七人沿山路，途中，马健和黄志伟替换了我和李佐成。

翻过几个山头，看见一条弯弯曲曲的河流，汉子说那是涪江。我们加快了步伐，很快就来到江边的渡口。渡口已积聚许多人，有挑着扁担，背着背篓，拉着车子在等渡船。

渡船是一很大的平板船，不靠动力，一条铁索拴在两岸，拉住渡船，水流产生垂直分力，船沿绳索滑动。渡船免费，由一船翁驾驶，来来回回地交换两岸的过路者。

一过涪江，窦团山的双子峰就近在眼前。把背篓交给汉子和孩子后，我们一口作气登上窦团山。窦团山的双子峰像两个巨大陡峭的驼峰，之间有条铁链桥，峰巅上建有古刹庙宇。我们围着双子峰查看，没找着能攀上上双子峰的途径。却看到李白的“樵夫与耕者，出入画屏中”的千古绝句刻在石壁上。双子峰脚下树木参天，鸟语花香，曲经通幽，宛如画屏。

转了一圈，看到孟海、朱伟宇、崔敬和卢卫平等也来到双子峰下。朱伟宇说，若他能登上双子峰，定敢走那铁索桥。正巧有位游客路过，看了朱伟宇一眼说，凭你这力气，怕是连铁链都抓不拢。

我们一同走进山中古刹——云岩寺，那寺庙临岩负山，气势磅礴，古建筑群，做工精巧繁复，飞龙盘绕，木雕优美逼真。再细看头顶那铁索桥，原来是四根铁链，两根为把手，两根为落脚，间距很大。走那铁索桥需要真功夫，不仅要控制摆动，更难的是要用腿部力量保持铁链不被分开，那游客说得也许没错。

在返回的路上，我们几个和孟海他们几位默契地展开了一场山地行军竞赛。我们一路狂飙，个个汗流浃背，气喘吁吁，大大地加快了回程速度。又渡了一次涪江，翻越一次山梁，天黑前回到了“夹皮沟”。

星期一下午，行李终于到了，这也就意味着结束了招待所的生活。之后，我们搬进了624所深处那几间冰冷的教室。

⑶

流经624所峡谷的小河叫平通河，顺着峡谷向北翘望，群山云雾中那座高峰叫观雾山。小河来自观雾山，两旁坐落着职工家属楼，有座“望江八号楼”最为有名，因为研究所的主要领导都住在此楼。“望江八号楼”简称“望八楼”，因为职工对领导不满，便演变成“王八楼”。这“王八楼”和其它楼没什么两样，和当今的总裁、总经理、大老板的豪宅、小蜜、轿车相比，这“王八楼”当得相当惭愧。

624所是1965年的“三线”项目，能来这山沟里为航空事业献身的人都令人敬佩。山沟里的生活几乎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的到来为这里注入了一点生气，研究所工会要组织一个篮球比赛，比赛广告就贴在职工食堂门口，内容是“624所队对西工大队”。

晚上，比赛在灯光球场进行，我班的主力阵容是：田民、樊丁、杨剑波、张国京和黄为，替补是：刘勇、赵小明、龙伟和我。张家桢老师做场外教练。对方有备而来，阵容强大，其中有个中锋一米九左右。用一个班的球队来对付一个所的球队，结果可想而知。那位中锋可了得，我们要用两个人来防他，可仍防不胜防。张家桢老师看着我们落后的比分逐渐拉大，心里着急，一边调兵遣将，一边鼓舞士气。他看到旁边的赵晓明，拍拍他的肩膀，把他换上场。赵晓明自入大学以来，不仅个头窜了一节，而且篮球水平也高了一节。他脱毛衣上场时，表情极为严肃，像是受命于危难之际。不过他刚一上场，眼镜就被对方打落在地。场边有个十几岁的孩子拿着话筒做解说，这孩子极有解说天分，把这场比赛解说的热热闹闹，偶尔几句嘲笑我们的笑话，引得观众大笑，使我们信心大减，结果输得一塌糊涂。

第二天，624所的广播把这场比赛作为主要新闻来报导，新闻中的我班球队仍被称为“西工大”队，我们着实给西工大丢了脸。把一个班队说成校队有点夸张了他们的战果，但这也不能全怪他们“新闻报导”，因为这类报导有先例可查。记得七十年代美国篮球队第一次访问中国时，和中国国家队进行了两场比赛，结果是一胜一负。我们的新闻大肆渲染了这两场比赛，能打败美国队，是我们的骄傲。后来才知道，来访的球队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球队，而哥伦比亚的球队在美国大学队里竟属二流球队。同样，我们的班队怕是在西工大里也属二流班队。如同论证相似三角形，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球队是美国队，同理，西工大7971班球队是西工大队，大家打的都是“擦边球”。

晚上，所领导来慰问我们，说是来看看我们有无在比赛中受伤者，说他们的小伙子们太莽撞了，也太不懂礼貌了。他们胜利的心情喜形于色，和我们一一握手，来抹平失败者的颓境。

不过我们的失败给张老师带来一个意想不到的好消息，所里准备免去我们住招待所的费用。真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平通河在峡谷里时而咆哮奔流，时而平静如镜。急流处，反而是浅水区，我们可以踩着石头过河，到对面的几户桔园买桔子。正直深秋，是桔子收获的季节，桔子压弯了桔树梢。被平通河水养育的桔子，个大、汁多、味浓，价格便宜。我们几个人够十几凑块钱就可包下一棵树的桔子，或吃、或拿、或扔。

正当大家尽情享用着江油的桔子时，传来624所职工的抗议声：西工大的学生把桔子的价格抬高了。原来，不到十块钱就能包下一颗树现在要花十几块钱了，以前不是这样，自从西工大的学生来了以后，桔子就涨价了，不怪西工大能怪谁。张家桢老师告诫我们不要去桔园，要去等临走的那天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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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油的夜晚，寒气袭扰。我们带的一被一褥，便显得单薄。好在我们睡的是大铺，大家相互挤着，以减少热量的耗损。另一种解决办法就是两人合用一件褥子，把另一件褥子盖在被子上。我们的宿舍远离生活区，夜深人静时，就更显得安静。半夜起来上厕所，偶尔听到不知名动物的叫声，使人毛孔痉挛。天未亮，就被早起的鸟吵醒。

我们白天参观，晚饭后到7室的教室里看控制系统油路图，读程序。大家像兵营里的大兵，统一参观、统一学习、统一吃饭、统一睡觉，总之是统一行动。记忆中最深刻的是“饿”，职工食堂在生活区，我们往往是还没参观完，肚子就不配合了。等参观完，再走上几里路到食堂，已是精疲力竭，前胸贴后背。

又一个周日到了，我们打算着再去什么地方去玩。没去窦团山的准备去窦团山，去了窦团上的准备去江油县城。又进行了一次“排列组合”，这次我与樊丁、刘瑜、犹靖东同路到李白纪念馆参观。李白纪念馆坐落在江油县东北角的太白公园里。我们先坐班车到江油县，然后再步行到太白公园。公园规模不大，但人少整洁，花草树木郁郁葱葱。主要建筑有太白堂、归来阁、醉仙楼及会馆等。这里清流绕廊、曲廊环抱，楼台亭榭，掩映于花木翠竹丛中，风光清幽秀美。楼亭的柱子上都有李白的诗句。

正在走马观花，我们在李白纪念馆碰到朱伟宇。朱伟宇为我们照了几张像。

朱伟宇喜欢摄影，是学校摄影组的主要成员。有次学校的摄影展上，朱伟宇给我们展现了他的许多人物和风景作品。朱伟宇还为学校制作了以校园为背景的小日历。最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毕业通讯录，每一页都有一位同学的照片，我们毕业时全班共有33人，每人一册，光洗这些照片就需要1089次。再加上毕业时各类的集体合影，如小组、课题、老乡、党小组等合影，朱伟宇花了大量的时间冲洗这些照片。我们影集中的那些黑白老照片，不仅记载着我们的青春，也记载着朱伟宇的心血。

面对太白公园如此美丽的景色，朱伟宇当然不会放过了。

从李白纪念馆出来，我们在江油县找了家小饭馆，我买了一碗面条。江油餐馆的桌子上都备有免费的辣椒酱，我舀了半勺辣椒倒在碗里，整个面条都成红色，在坐的目瞪口呆，我有点自豪。人都说四川人吃辣椒厉害，其实陕西人吃辣椒也挺厉害。只是四川人吃得巧，而陕西人吃得憨些，“油泼辣子就是菜”就是对陕西人吃辣椒的真实写照。有三个字区分四川、湖南、陕西人吃辣椒的不同，四川人是“不怕辣”，湖南人是“辣不怕”，陕西人是“怕不辣”。

吃完饭，我们在江油县城闲逛，小城虽小，但古香古色，很有文化底蕴，也同时显露出商业的潜力，邓丽君的歌和民歌联唱散发在空气中。樊丁看到有卖棕的，大喜。他毕业后的第一件事是结婚，结婚要做家具，家具中自然少不了沙发，包沙发需要棕，而在西安根本买不到棕。他问了价，买了几捆棕，我们几个帮他背着。我们又来到一家杂货店，看到里面有卖竹筐，一问价格才八毛钱一只，这竹筐不大不小刚好用来装桔子，我和樊丁一人买了一只。竹筐陈放多时，落了许多尘土，卖货的姑娘在递给我们竹筐前先用掸子轻轻掸掉上面的尘土，微笑地递给我们。她这一掸一笑，使我们几个都发现满街的江油姑娘都长得水灵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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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我们才上大学时修过一门叫《航空概论》的课，该课程特别提到发动机是飞机的心脏。王庸生老师给我们讲课时指出：空气在发动机中的逐级压缩过程是“减速增压，旋转做功，弯曲受力”。后来在发动机原理课中，我们知道降低涡轮后的总温可提高发动机的推力。如果说发动机是飞机的心脏，那么发动机控制系统则是发动机的大脑。

“航空发动机自动控制系统”的通俗说法就是一个“供油泵”。发动机的工作状态靠供油量来调整，想要发动机转得快，多加油，否则，少加油。“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是绝对行不通的。然而，怎样给发动机供油并不是像让马儿吃饱了跑快那样简单。我们当时用“歼六”战斗机的供油系统做模型，油泵是个斜盘活塞泵，有两个控制参数：泵的转速和斜盘角度，所有的部件都是围绕这两个参数做文章。比如静态特性：为保持发动机转速恒定，当空气密度增加而转速增加时，离心配重就会推动活门来减小斜盘角而减少供油量，使发动机维持在原来的转速。又比如动态特性：转速从一种状态变到另一种状态，太快容易产生不稳定，而太慢不适应实战需要，这就要找出一种最佳供油控制。再比如加速状态：加速时的供油系统、发动机的工作状态和飞机的控制是三为一体，加速的时间是不以飞行员的意志为转移。“歼六”的另一个特点是把伺服系统和供油系统容为一体，从而减小了油泵的体积和重量。

我们将要做的毕业设计，大约就是按以上的例子分组的。

当时电子数字控制尚不发达，所有的控制都还是采用机械装置。在众多原件的系统中，要想了解每个零件的功能和特性曲线，就是将其分离出来单独研究。一个科研小组就管一个部件，有人甚至一辈子就负责一个阀门，这样我们就要参观每个部件的实验和研究。参观这些转子泵、离心配重、活门、喷水挡板、稳压阀、非线性弹簧等，都是十分枯燥无味。但我们个个都显得兴趣十足，挖空心思地找些问题出来。

带队的两位老师，张家桢和樊思奇和蔼、健谈。张老师是个很细心的人，当我们参观一些实验设备时，有些地方空间低矮，若我们弯腰观察后，站直时不小心就容易碰到脑袋，张老师往往把手放在易碰头的地方来保护我们。张老师给我们上过流体课，自嘲他的英文是“土八路”。他常与我们聊天，谈起他们学生时代融洽的师生关系，甚至老师找学生谈恋爱的事都时常发生。

张老师所说的“老师找学生谈恋爱”的经典例子就是樊思奇和徐芸华老师，樊老师和徐芸华恋爱时徐芸华是樊老师的学生。樊老师谦虚谨慎、自嘲风趣，常说他自己是根“老油条”扎不出多少“油水”，其实樊老师学术基地很深。徐芸华老师则含笑稳重、聪慧清秀，虽已接近中年，但仍掩盖不住年轻时的美丽风华。

最后一个星期，徐芸华老师也来到624所，3位老师开始研究我们课题的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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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近四个星期的实习结束了，我们坐上了回程的列车。

离开“夹皮沟”前，我们又去了一次桔园，给“夹皮沟”的桔子再涨了一次价。我们中午到达县城，晚上才能坐上火车，整个下午就在县城逛游。糟糕的是肚子很快就开始抗议了，正想找家便宜的餐馆，看到一个玻璃窗内有人招手，原来是樊丁等同学坐在里面准备吃饭。我进去凑了热闹，樊丁又叫了几个菜，特别是有道辣子牛肉特香。饭后准备结账时，樊丁说这顿饭是他请大家的，因为在座的只有他带工资上学。不过当时我囊中是十分羞涩的。

回程时，宝成铁路已全线通车，我们不必绕道安康。可列车并不顺利，开到剑阁时却停下不走了。剑阁是军事咽喉重地，三国时孔明挥泪斩马谡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停了大约一小时，车启动了，路过剑阁镇时，看到一列出轨的火车。

我们都坐在一个车厢里，任增明张罗着打牌，很快就组成了牌局。没玩牌的人在一起聊天。

列车通过剑阁时，李国平出了一个谜语：“刘邦喜，刘备悲。答一字。”大家开始搜索答案，李国平说这是一个集历史和文学为一体的谜语。见大家不语，李国平提示道：“刘邦喜是由于项羽死了，刘备悲是由于关羽死了，这个字是‘羽死’的意思。”李国平等着众人回答，可大家仍不得要领。李国平只好把谜底告诉大家，是一“翠”字，“羽死”也可是“羽卒”。

到底我们不是学文的。有人这时出了一道适应我们的题：“有12个外表相同的球，其中有一个坏球，它的重量和其它11个有轻微的差别。现在有一架没有砝码的很灵敏的天平，问如何称三次就保证找出那个坏球，并知道它比标准球重还是轻。”

轻车熟路，很快就被我们的精英攻破。

有人又出了一道逻辑题：“六个少年A、B、C、D、E、F按六边形围坐著。另一个少年G则用毛巾蒙着眼睛坐在当中。有人往每人头上戴一顶帽子，其中四顶 白帽子，三顶黑帽子。由于G挡住了视线，六个少年都看不见自己正对面的人戴的是什么颜色的帽子。现在，让A、B、C、D、E、F猜自己头上戴的帽子的颜色。智力游戏一开始，六个少年陷入沉思，一时都猜不出来。这时，坐在当中的G说:‘我猜到了，我戴的是白帽子。’请问为什么？”

这道题引起我们精英们的一阵“骚乱”，龙伟披甲上阵，田民横刀立马，崔敬频频出手，黄志伟跃跃欲试，大家你一句我一句，嚷成一片，直到其他乘客给我们提出抗议才静了下来。

天亮时，火车仍然在群山中爬行，车速很慢。宝成线是单线，每到一站就停下来等待错车。翻越秦岭时，车速更满，和行人速度一样。一路上仍能看到有许多维修铁路的民工，我感到这宝成线就像一个先天不足的孩子，后天怎样的修补都无济于事。更不可思议的是既然修了铁路，为何不修成双行道，等错车时坐在不运动的车厢里如同监狱一样，这设计铁路的人也太没有远见了。我们许多家在四川、贵州的同学，每年的寒暑假都要在这条路上煎熬。

后来在1982年夏，我出差去北京，在北京拜访了崔敬，崔敬的父亲在铁道部工作，我就和他谈起宝成线。我向他请教了几个有关宝成铁路的问题。崔父说宝成线是苏联帮建的，当时为了省钱，铁路沿江而建，遇山开山，结果破坏了山的稳定性，每遇大雨，就要塌方。现在用在维修宝成线的花费可以再建三个宝成线，显然，当初的省钱是个错误方案。后来我们总结了宝成线的教训，在修建成渝和成昆铁路时，采用的是“遇山钻洞，遇河架桥”。尽管第一次建路的花费昂贵，但保持了地质的稳定性结构，以后的维修费用则大大地降低。

隔行如隔山，修铁路不比造飞机容易。

过了秦岭，才感到什么是一马平川，车速突然快了起来。路过武功的普集镇时，我翘首望了一下铁路的北侧，年初，我们曾在武功的飞机修理厂实习过。晚上，我们回到西安。

和江油的青山绿水相比，深秋的西安变得光秃秃，灰蒙蒙，一种凄凉景象。江油，从此便成了我心中永远的绿洲。

4、校办工厂实习记

在西工大校办工厂的学工劳动应该追溯到1979年的春天。这个日子最容易推算，因为在1978年，日本电影《追捕》、《望乡》、《狐狸的故事》在国内上演，引起轰动。同年9月，《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阿诗玛，你在哪里？》，记得这篇文章是在中楼我班的小教室里读的，这篇文章不久了唤醒了沉睡17年的杨丽坤主演的《阿诗玛》和《五朵金花》。

我们就是看了这些电影并加以讨论、谈了心得后来到校办工厂。因是新学期开始而没有上课，我们带着极为轻松的心情，同时，还哼着《阿诗玛》里的美妙歌声。当然，我们的心里还藏着不易觉察的内容：我们的男生怀揣着对美丽的中野良子、栗原小卷和杨丽坤的喜爱，我们的女生也悄悄地产生了对男子汉深沉气质的高仓健的爱慕。

校办工厂又叫“五七”工厂。“五七”工厂是根据毛泽东的“五七指示”命名的。“五七指示”是“文革”初毛泽东给林彪的一封信，记性好的同学可能仍能背诵出这封信，其中有一段是针对学生的：“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到了1979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了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学制也不缩短了，然而“学工”显然又是继承了“五七指示”的精神。可以看出，我们的学生时代处在一个观念转换的拐点，若用数学里的函数描述，就是二阶导数等于零的那个点。学工前，我们先从校办工厂领回一堆脏兮兮的、深蓝色的劳动布工作服。大家量体选衣，然后就动手洗衣。

我们每天穿着工作服在18舍前整队，再排队去位于教学区里的各个车间。

第一个实习的内容是锻造。锻造车间位于教学区的中西部，若大一个车间，放置着几台气锤。锻造实习我们只能观察，因为这时一个难度极高、危险系数极大的工种。有一位师傅为我们演示锻造，其实就是打铁。他用火钳从火炉里夹出一个通红的铁球，放置到锻床下，用脚控制气锤的速度和距离，下得重些，溅起火花，我们慌忙后退。那位师傅的手脚非常熟练，一边下锤，一边翻转手中的铁件，不大功夫，那铁球由红变暗，锻件也就成形了。

看完演示，我们逐个体会了一下气锤，要么下得太猛，要么不到位，这活不是一时半会就能学会的。

下一个工种是铸造。铸造车间位于教学区的最西北头，远离教室，我们可以在那里尽情高歌《阿诗玛》。铸造分为普通铸造和精密铸造。我们实习的内容是了解如何做铸模，至于熔化铁水和浇铸则不再此例。普通铸模是用木头做成铸件，再切成至少两半，用粘沙做成沙模，取出木模，再把几个沙模拼成一个完整铸模，然后烤制。取出木模时会造成沙模破坏，这里要求木模有一定的拔模斜度。

精密铸造则采用的是另一种方法。用蜡制作成铸造零件，然后再逐层涂上粘沙，加温后蜡变成液态从沙模中流出，那个空壳就成了铸模。

这两种制模方法，我们每人都亲手参与。精密铸造是浇铸刀把，一个铸孔要浇铸八只导把，竖起来的铸模如同《阿诗玛》里的石林，把《阿诗玛》里的歌曲显得更加优美。

钳工车间和车工车间位于教学区东门的北侧，图书馆的东边，优点是距食堂近，我们可以捷足先登，提前午饭。

钳工基本上是手工作业。在钳工车间的实习要求我们每个人做一把小榔头。榔头的毛坯是从锻造车间打造出来的。通过亲手做榔头，我们要掌握基准、定位、划线、测量、钻空、锯断、锉凿、打磨、抛光等工序。完成的榔头要由车间的师傅检查后给我们打分。大家笨手笨脚、满头大汗地费力鼓捣着。也有心灵手巧者，黄为就是一位，他的榔头做得最为精致。

钳工车间的师傅给我们介绍了一道最难、也是最精确的工序：刮削。我们所见到的工作基础平台、车床的轨道等高精度平面的最后一到工序都是由刮削抛光完成的。这些平面上有许多杂乱无章的花纹，那是刮刀留下的痕迹。那些花纹看似无序，其实也有讲究，手艺高的师傅做出来的花纹就非常漂亮。刮刀是长扁状，刀头在前方，刀把有弹性，使用时要一边压、一边铲、一边往上弹。我当时不明白这手工操作如何会精度高，后来明白这精度高是指大范围的精度。刮刀有意留下的花纹可以保存一定的油分子，机油和花纹产生一个润滑膜，而这个润滑膜提高了平面的精度。

因此，刮削不仅要求钳工有一定的经验，而且要有一定的天分。

“紧车工，慢钳工，吊儿郎当是电工。”这是人们对这“车、钳、电”三种工种的描写。钳工没法快，但这车工没法慢。当车床旋转时，你不能说先让我出去抽支烟再来完成。车工实习是我们的最后一道工种。车间的负责人先为我们介绍了车床、铣床和刨床的功能、作用和切削原理。然后为每人指定了一位车工师傅。

我的那位师傅是一位不苟言笑、十分干练的中年妇女。她自我介绍她叫“杜青”。我马上想到的是《追捕》里高仓健扮演的“杜丘”。影片中那段精彩的道白依然清晰：杜丘，你看，多么蓝的天，走过去，你可以融化在那蓝天里。

“不是杜丘，是杜青。”她看出我在想什么：“自《追捕》上演，好多人把我叫‘杜丘’。”她不乏幽默。

车工有一规则：外圆偏差要偏大，内孔偏差要偏小，这样就有可能接近设计尺寸。有一次，我把外圆车小了，产生了废品。杜青当时很不高兴，后来她安慰我说：“车废一个零件不算啥，若是做错一道题，麻烦就大了。”我理解她的好心，我说我和你的理解恰恰相反。

车工车间的女工不仅要戴帽子，而且要把头发掖到帽子里，目的是防止旋转的车床挂住长发而产生事故。所以，我班的女生都要求戴工作帽。李佐成虽是男生，当时也戴了一顶帽子。有人开玩笑，在他的背后挂了一条很像辫子的纱条，他并没有察觉。苏连岗看着还不过瘾，便拉起他的手，让他到各车间里走一圈，李佐成欣然答应。李佐成飘着那根“辫子”，由苏连岗陪着，周游了一圈，引起一片笑声。待他自己醒悟过来，也忍俊不禁地在苏连岗的背上砸了一拳。

一个月的工厂实习就这样结束的。学工劳动为我们对机械加工有了一定的感性和理性认识。机械工业是一个国家的基础工业。近年来，计算机的发展削弱了机械工业。美国曾是机械强国，近几十年竟从中国进口机床。他们的理念是机床的精度可以不高，但我测量的精度保持极高。无论如何，计算机再好，最终的执行必须是由机械来完成。

2007年，王育才领我到西工大的校园里看了看，我有意留心了一下校办工厂，除了那几座停（飞）机库外，这些工厂都不复存。

不知是这些工厂被重新包装了，还是永不存在，就让我们的老同学樊丁来为我们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