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新中国同行
——校友唐华访谈录
李 都
写在前面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这首《歌唱祖国》被几代人传唱至今，同时也是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永恒旋律。曾有一些人，当他们来到这个世上的那一年，恰逢五星红旗从北京天安门广场升起；他们被誉为“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一代。如今60年过去了，当举国上下迎接共和国大庆之时，他们也“还了一个甲子”。
是啊，新中国的同龄人，与共和国同步成长，应该最有资格评说历史。因为我们国家发生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他们差不多都是亲历者（除了“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公私合营”、“反右”及“大跃进运动”等他们还年幼时的记忆）。生于1949年的现任中航国际监事会监事的唐华，就是他们中一员。笔者在新中国60周年庆典之前，参访了唐华。现以第一人称，讲述这位新中国同龄人的故事。
1949年
当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对全世界庄严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时候，最激动的当属我父母。那会儿他们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利坚合众国，听到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决心回去为祖国效力。就这样一个月后出生的我，次年还在襁褓之中便随父母远渡重洋回到新中国的首都北京。
1959年
那年我家还住在西单横二条，我在西单小学就读。我是亲眼目睹为建国十周年献礼的北京十大建筑之一——西单电报大楼拔地而起的。我每天从早到晚都能聆听到电报大楼上那大钟整点报时所播放的“东方红”乐曲。在我少年时代记忆中，“共产党、毛主席，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和“社会主义好”是主题词。
我们那代人是在一个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环境里长大，是按“共产主义接班人”标准来培养。记得当时父母对我说，你一定要和班里同学们打成一片，绝不能搞“特殊化”。于是我每天中午不再在受国家照顾，生活条件比较优越的家里吃饭，而是到学校和同学们一起入伙（那时国民经济困难时期已经开始，学校伙食是相当差的）。父母把这称之为“锻炼”，正是这种从10岁之后就开始了的人生锻炼，如同现代京剧《红灯记》里李玉和的一句经典台词“有了这碗酒垫底，什么样的酒都能对付”，后来让我受益匪浅。
进入60年代后，我考上北京四中（至今这都是北京最好的中学之一——笔者注），并成为班上的学习委员。1964年毛主席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后，我可是真心去学，也努力做些不留名的好事，比如每天主动去学校做值日（当时值日工作大体上包括打扫卫生、整洁教室等项内容）。尽管后来又进入四中高中学习的我，因文革而中断了学业，但求学报国之梦仍深埋在心中。
1968年底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后，我毫不犹豫地报名去陕北插队，并且自己去派出所注销了北京户口，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还”的悲壮。
1969年
这年2月2日，我离开北京来到陕西延长县安沟公社东方红大队。能在革命圣地插队落户，当时对我来说也是满腔热血。尽管陕北农村的贫瘠与我想象有巨大的差距，并曾让我感到困惑，但 “农村是个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的领袖教诲，还是让我和一起插队的同学义无反顾。
我们7个北京四中“学生娃”住在一座破旧的窑洞里，每天留下一个人做饭，其他人和老乡一起下地干活。我们吃的是玉米和糜子，除非队里的羊不慎跌入沟壑摔死了，否则是吃不上肉的。1969年国庆节，我也照样出工。当时我带去了一个半导体收音机，从收音机中听到北京庆祝20周年国庆的消息，我回去跟老乡说，老乡这才知道外面发生的事情。我辛辛苦苦干了一年，刨去口粮钱最后还剩下33块。靠着这么一点点个人年“纯收入”，我才算有了路费能于次年春节回家探亲。
进入70年代后，我的知青命运开始发生变化。先是凭借北京四中打下的扎实数理化功底，担当起代课教师，以“复式教学”方法，在窑洞小学里同时给几个年级的农村娃上课。平心而论，陕北农民是朴实的，对大城市来的知青，也尽可能地给予生活上的照顾。比如家里做了好吃的，房东总要分一大碗送到我们窑洞来。1972年底我被招工到宝鸡石油机械厂，离开陕北后我始终无法忘记埋葬过自己青春的陕北农村。2008年秋天我重返安沟，尽管我的房东（准确地说，应该叫“窑东”，因为我在陕北从来没住过房）已经故去，我依然怀着感激之情去他坟上凭吊。
粉碎“四人帮”的消息我是在宝鸡工厂里听到的，当时预感到中国要变了，不过没想到仅过了不到一年，就由小平同志亲自拍板决定恢复高考，给了我这个时年28岁并已成家的“老三届”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我考上了西工大，进入飞机设计专业学习。当我坐在久违了的教室里与比我小十多岁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同堂听课，我这曾经的陕北农村一介草民，忽然有了“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感觉。
前不久公映的电影《高考1977》，这样评价那年高考的意义——恢复高考比高考本身更为重要——对此我深有感触，因为它还给一代青年以“公平”和“公正”。总之，跨过了1977年的高考考场，我的命运改变了，国家的命运也改变了。
1979年
这一年我上大二。“把被‘四人帮’造成的损失和耽误的时间夺回来”，让77级大学生以及随后通过文革后首次全国统一高考入学的78级大学生格外勤奋。时至今日，我们这两级学子 “寒窗苦读”仍被学校作为教育后生的楷模。是啊，77级、78级学子是国家百废待兴所需人才的希望所在。我们还没毕业，就被整个社会寄予了厚望。当然学习也不是我大学生涯的全部，在西工大我担任了校学生会副主席，主持学生文艺工作，参与了大量社会工作，并亲自登台担任校乐队的手风琴演奏。在1979年的陕西省高校学生文艺大赛中还获得第二名（注：第一名是西安交大），为学校争得了荣誉。
迎接1979年的时候，我在报上看到了中国共产党胜利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消息，从此一个新名词深深印入我的脑海，那就是“改革，开放”。告别1979年的时候，在我们那一代学子中开始传唱一首新歌《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歌中唱道：“年轻的朋友们，美好的未来要靠谁？要靠你，要靠我，要靠我们80年代的新一辈。”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上一辈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曾发出这样的呐喊，如今中华民族开始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复兴之路，我们这一辈仍重复着这一豪言壮语，并且对国家未来满怀憧憬……可以这么说，在77级学子身上依然体现着理想主义色彩，他们是在时代最需要英才的时候登上历史舞台的。以我的同班同学徐汶为例，他是中国著名“泰斗”级飞机设计大师徐瞬寿之子，毕业时学校已表示可以照顾他分配到北京工作，可他决心“子承父业”去父亲曾经工作过的沈阳飞机设计所，而放弃了当时在“国家统一分配”中，令很多毕业生羡慕的“进京指标”（注：30年前徐汶与唐华在同一小班里，而30年后又同在一座办公大楼里，那是后话）。
整个80年代，由于有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掌舵，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国家逐步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而我所从事的事业，也在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发展。我在大四时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分配到当时的三机部六院；再后来给姜燮生副部长当秘书，1988年9月被公派到美国作“访问学者”。
1981年我的女儿出生了，今天她们那代人有了一个共同的称谓——“80后”。如何评价80后也许目前尚早，但在我女儿出生的时候我真心祝福过她：但愿发生在父辈身上的那些苦难，再也不要在她身上重演了……
1989年
这一年我在美国纽约长岛大学潜心学习，但国内发生的那些大事，始终牵动着我的心。
“北京风波”平息之后世界都在关注中国的未来走向，小平同志斩钉截铁地说，“一百年不动摇”，“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条！”这坚定了我学成之后按期回国的决心。尽管当时相当多的国内赴美留学人员选择了滞留，但我始终心系祖国。40年前我父母能做到的事我也一定能做到。况且那时我爱人在国内已患上严重疾病，她是我在宝鸡工厂当工人时的患难之妻，我有责任有义务回国去照顾她。
这年9月我回航空部机关后，办公厅专门为我举行了欢迎会。我知道在同事们眼中，1989年留美人员不回来不是新鲜事儿，回来倒很稀罕。在等待安排新的工作之前，办公厅让我为各位部长的秘书们讲授英语课程。不久调我到国际合作司从事国外智力引进工作，这在当时是一项全新业务，干这一行当的机关正式人员只有我一个。可以说一切都得靠白手起家。智力引进包括“请进来”和“走出去”，经我手“请进来”的外国专家水平逐年在提高，而我们自己有培养前途的中青年业务骨干“走出去”也越走越远。从一开始到新加坡培训，后来延伸到美国、加拿大。当年送出去的不少处长、室主任，后来都成了厂所级领导干部。1996年国家外国专家局颁发给我第12号“全国引进外国智力先进工作者”证书，算是对我这航空工业第一任智力引进处处长工作的肯定吧。
现在回过头来看，1989年及其后的那十年，对共和国的命运至关重要。特别是1992年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谈话，至今言犹在耳。正因为“姓资姓社不争论”“发展才是硬道理”在那时成为全党共识，我们才在90年代初走出了国内经济低谷，90年代末战胜了亚洲金融危机。
1989年我40岁，这是人生的“不惑”之年，也是干事业的黄金时期。不受诱惑对党忠诚，我做到了；航空工业也在加大对外开放力度，我尽力了。
1999年
这是20世纪的最后一年，国人除了迎接共和国50大庆，还在期待澳门回归，更有一种跨世纪的兴奋。这年5月，在科索沃战争中美国轰炸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激起全体中国人的愤怒。当时海峡那一边也有分离主义分子在鼓噪“台独”，党中央高瞻远瞩地决定加快国防建设，这给中国航空工业带来了一次历史性大发展的机遇。
这年的9月1日，原航空工业总公司按中央部署正式分为两个集团，我被划分到中航二集团，受命组建国际合作贸易部。组建完成后先任副部长，2001年4月就任部长。
在我任部长的七年半时间里，中航二集团的转包生产从无到有起步了。更值得一提的是，集团与巴西合作，上马了ERJ145支线客机；与法国合作，从EC120项目发展到HC120项目。当然这是全集团的功劳。那几年我每天不到7点就开车到位于北兵马司的办公室，只有在这时，我才能静下心来看书学习，理清头脑中的工作思路。而8点一上班，那一连串的事务性工作，简直让人喘不过气来，至于出差就更是家常便饭了。国内的珠海航展、北京航展因有二集团展台，为展示集团整体实力及发展潜力，筹备航展也会占去我相当一部分精力。人到五十“知天命”，在新世纪开始的八年里，我知道自己人生大局已定，这时我所能做的，是为自己年轻时就选择了的航空事业鞠躬尽瘁。
2008年两个集团整合成一体，9月我被中航工业任命为当时的中航技总公司（现在的中航国际）监事会专职监事。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工作岗位；但对现代企业来说，健全董事会、监事会制度又是一个必由之路。我参加了集团和国资委举办的培训班，像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西工大当学生一样认真听课，如饥似渴地学习新知识，尽管我明白，这已经是自己人生要站的最后一班岗了……
2009年
前不久开车经过天安门广场，看到天安门城楼和人民英雄纪念碑装饰一新，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日子正在临近。此时此刻我和全国人民一样，翘首期盼着这盛世庆典。回眸中国历史，汉唐明清等王朝，开国60年前后进入了“中兴”时期。而成立于194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更是续写着五千年华夏文明的辉煌乐章。共和国60岁我60岁，作为个人，我该向职场谢幕了；但我们的共和国，将永远焕发出青春！
后记
唐华监事的故事搁笔，笔者感受颇多。唐华说：不少新中国的同龄人曾抱怨生不逢时，“生下就挨饿”、“上学就罢课”、“毕业去插队”、“回城又下岗”……唐华理解这些人内心的苦衷与遗憾，但唐华坦率地告诉笔者，60年来共和国也同样经历过磨难，国家命运与个人命运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国家兴亡则个人发达，共和国公民更多的应该想到自己该为国家做些什么。如果只想自己，60年前他父母就不会从富裕的美国回到贫困的中国。而没有国家的改革开放，他本人恐怕至今还蜗居在宝鸡的工厂里。
人过一辈子，总该留下些值得一提的追忆。唐华说，从1977年参加高考进入西工大起，自己就与中国航空事业荣辱与共了。是啊，他的人生故事没有停留在“老三届”、“红卫兵”和“下乡知青”范畴里，在航空工业“国际化开拓”上，这些年来他和同仁们把一个个项目延伸到了“外面的世界”，并且让这个世界很精彩。
如今唐华的女儿也到了该承担社会责任的年龄，笔者在新近出版的《五十年代生人成长史》这本书里，看到了一位80后女儿写给父亲的话，至真至切，在理在情：
“他们的特殊经历，后辈无法模仿。今天，他们仍然活得那么认真，宽容大度地领受岁月的馈赠，无论丰厚还是菲薄。我曾经用三种视角看他们：仰视时，他们是父母；平视时，他们是朋友；俯视时，他们是傻子。然而我还是要说，你们人生无悔。虽然往往不理解你们，但我爱你们！”
2009.9.北京（82届7282班）